乾嘉之际的“新格物论”
乾嘉之际对“格物”的重新界定及其以“絮矩”、“实践”、“格礼”为特点的“新格物论”，虽
然其思想基础并不完全一致，但都是以儒家的基本思想来诠释格物之学，根本目的是在当时的文化背
景下，创造出一种综合汉学宋学思想特点、适应社会思潮、满足学者精神需要的新学术。
首先，“新格物论”的提出正始于清代的中晚期，即乾隆、嘉庆易代之际，这时风靡学术界的汉
学研究虽然仍在继续与延伸，但是其“笃于尊信，缀次古义，鲜下己见”的学术特征使经典本身所
蕴涵的义理价值隐而不彰。乾隆后期，虽然经学著述如林，名家辈出，但是其纯粹考证使学术研究逐
渐走人补缀拾遗的死胡同。汉学不但遭到当时尊宋学者如姚鼐、方东树等人的抨击，在汉学家内部也
出现了不满和检讨的声音。乾嘉之际一批以汉学自期的学者，无视朴学所特有的训诂考据方法，开始
对汉学的学风、理论、研究方式作了全面、深刻的反省，以适应新的时代需要，同时也弥补汉学自身
的理论缺陷。他们为了表达自己的经学理念，提出新的经学理论，寻求新的研究方式，一些过去被汉
学家所轻视的理学经典与理论被重新论证，如焦循编撰的《论语通释》、《性善解》、《格物解》，阮
元编撰的《论语论仁论》、《孟子论仁论》、《性命古训》、《论语一贯说》、《大学格物说》，凌廷堪编
撰的《复礼论》、《好恶说》、《慎独格物说》等，对宋学中关于人的自然欲望与社会道德责任的命题
进行了新的诠释。据笔者初步考察，仅收录于乾嘉学者文集中关于四书类的通论性论文就多达二百余
篇，单篇论文达四百余篇，其中讨论《大学》的论文达六十篇之多，内容几乎都围绕“格物”这一
主题而展开。如钱大昕著有《大学论》上下篇，洪震煊、徐养原、谢江等学者都著有《格物说》，焦
循、郝懿行著有《格物解》，唐仲冕著有《大学论》，黄式三著有《絮矩说》，臧庸著有《阮芸毫侍
讲大学格物说跋》，宋翔风著有《大学古义说序》等等，这表明当时一般学者都加入了这场“新格物
论”的学术讨论，诚如阮元所说：“先儒论格物者多矣，乃多以虚义参之”
，洪震煊也认为：“自儒者以格物为第一义，于是分门别户，党同伐异，而未有艾。
要之，皆非也”。可见，在乾嘉之际学术界出现的以综合人
性论、实践论、格礼论为特点的“新格物论”，正是这种学术生态的具体反映。
其次，乾嘉之际的“新格物论”所关注的，与其说是学术的异同问题，不如说是通过对“格物”
的重新诠释来论证现实社会关系之上人生的意义和存在价值。乾嘉学者对经典孜孜不倦地研习，致力
于文字训诂、版本考证，其成就虽足以炫世，但普遍缺乏关注社会现状的热情，汉学家道德意识的淡
薄已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。这种极度偏执的价值心态，终使做人处事与读书明道二分。因此，乾嘉之
际的“新格物论”不局限于调和汉、宋学术，而是揭示了当时整个社会伦理所呈现出的病态和价值
心态失衡的现状。无论是阮元将“格物”纳入“实践”之学，或是焦循视“格物”为“忠恕”之
道，抑或凌廷堪极度关注礼学的践履意义，这些都既是在力图重建儒家新的格物之学，也是在试图通
过道德救世与精神信仰的诉求，为社会提供一种值得效法的新的人生观，同时也为经典诠释提供新的
解释形态。